音樂市場的版權之爭由來已久，從有線上聽歌這件事開始，圍繞正版和獨家，多個互聯網產品之間展開了你爭我奪，包括最早做正版的白鯨、剛剛關服的蝦米等平臺在內，許多公司都未活到版權市場迎來曙光的那一刻。

　　2018年，在國家版權局的推動下，TME與網易云達成版權轉授權合作，平臺內99%的版權進行互相轉授權(依然收費)。當時，業內猜測，失去了部分獨有內容的加持，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減弱TME的競爭優勢。 同時,音樂版權的所有方，包括環球和索尼，以及一眾原創音樂公司在內的平臺，也已經逐步放開獨家版權，開啟多家合作。就在5月18日，索尼音樂宣布分別與TME和網易云音樂達成數字分銷協議。其中，索尼與TME續簽長期版權合作授權協議，與網易云音樂系首度達成直接版權協議。 不過，即使如此，音樂版權壟斷之憂似乎并未遠去，行業何時能進入正常競爭狀態，仍然不明朗。不過梳理當前的音樂版權可以發現，有三個比較明顯的趨勢。

　　一、獨家版權格局略微松動

　　盡管三大音樂集團中的環球、索尼已經開放了獨家版權，但是經過監管部門開啟的反壟斷調查顯示，包括華納在內的大量頭部音樂公司，仍然獨家授權給TME。 不管是華語音樂界天皇級的歌曲：周杰倫、五月天，還是海外頭部版權公司：例如韓國最大娛樂公司之一的YG娛樂，版權都仍然屬于TME。 2018年的版權開放政策，確實讓其它平臺喘了一口氣，更重要的是讓大家看到了一線曙光：如果能從此開始不斷建設共和諧共生的版權市場，中國互聯網音樂市場的商業氛圍可能會十分美好。 但是，兩年過去了，市場已經給出了答案，TME依然是版權領航者的姿態。 比如，此前與環球音樂戰略續約，雖然并不再是獨家授權模式，但實際上與之前“轉授權”的模式是相似的，TME的內容沒有少，其他音樂平臺的內容也沒有多。但是，因為TME與環球音樂共建了廠牌，他們兩者之間可以直接創造更多的優秀內容，并且這些優質內容也是TME的專屬內容。

　　二、TME與唱片公司更深度綁定 

　　前面提到的版權合作，只不過是音樂平臺與唱片公司合作模式中的一種。當前，TME與三大唱片公司為代表的上游版權方，正在進行更深度的綁定。在這種趨勢下，近年來，這個市場也幾乎沒有中小玩家能夠進入了。 除了版權，平臺與音樂公司的合作還可以包括資本和內容。 首先在資本上的深度綁定中，普通玩家就無法參與。TME和三大音樂集團都有很深度的相互投資，比如持股環球音樂20%，同時與華納互相持股，索尼也同樣持有TME股份。此外，TME還與Spotify互相持有近10%的股份。 其次是內容上的合作，這一塊的玩法最多。如前所述，TME可以和音樂公司進行深度內容創作，創作增量內容。這意味著未來TME將更深入到了內容生產環節，傳統音樂產業上下游間的關系被重塑，音樂內容的生產、發行、版權和收益的壁壘又被進一步打破。 另外，在熱門的音樂綜藝方面，TME也一直保持著領先地位，財報顯示，TME涵蓋了超過80%的中國音樂綜藝節目內容版權，其中包括幾乎所有頭部綜藝節目，除了《天賜的聲音》《我是唱作人2》《中國好聲音2020》《樂隊的夏天2》等音綜之外，還包括《青春有你2》《創造營2020》《少年之名》等偶像養成類綜藝。 而爆款綜藝中出現的神曲和新歌，都會第一時間登陸TME旗下的QQ音樂與酷狗酷我平臺，而和其他平臺無緣。在整個過程中，從綜藝節目引發爆點，到音樂平臺承接音樂流量并反哺綜藝，配合愈發天衣無縫，這種合作模式在當下已是相當普遍。 最后，除了版權、資本和內容的合作以外，還可以有更多元的模式合作。比如此前，TME還曾與索尼音樂聯合打造“亞洲第一電音廠牌” Liquid State，是全球范圍內“首個”由唱片公司與在線音樂平臺聯合打造的音樂廠牌，僅僅一年時間，旗下簽約華語藝人CORSAK的《溯(Reverse)》就在流媒體平臺取得了10億播放量的成績，這些無一不是普通玩家難以效仿的。

　　三、全球性的音樂寡頭集團逐步成型

　　而隨著版權、資本和內容層面的深度綁定，上下游供應鏈的緊密合作，音樂市場上全球性的寡頭集團也逐步形成。 2019年的時候，Bloomberg就曾報道過TME集團正在接受中國反壟斷機構調查的新聞，稱有關部門正在審查TME與環球音樂集團、索尼音樂娛樂和華納音樂集團等唱片公司的一系列交易。 因為在2017年的時候，環球音樂在國內開放了授權合作。當時的TME財大氣粗，直接開出3.5億美元現金再加1億美元股權，要求獨家，這個價格超出了環球音樂自己報價的十倍。 不過從2020開始，在線音樂的獨家版權格局有所松動。2020年5月，網易云音樂宣布與華納詞曲達成戰略合作，獲得130萬首音樂詞曲版權。2020年8月，網易云音樂、TME繼官宣與環球音樂達成合作，雙方續簽數年期版權授權戰略合作協議。 然而今年以來，由于各大巨頭紛紛陷入反壟斷風波，我國的監管環境再度趨嚴。據路透社報道，兩位知情人士稱，相關部門正在對TME進行反壟斷調查，其中當年的獨家版權合作是重點。同時，監管機構可能對其以前的收購和投資未按正常程序申報程序進行處罰，比如在對酷我和酷狗音樂的收購案中。 雖然音樂平臺與唱片公司的利益聯盟更加深入，但整體來看，獨家版權態勢下，音樂平臺為了爭奪版權，仍然在淪為唱片公司的“打工人”。

　　音樂平臺的發展殊途同歸，都需要有自己的內容和話語權。TME從早年間對于版權的“買買買”時代，步入了與唱片公司“內容共創”的時代，創作增量音樂內容之外，發揮平臺方與內容方的各自優勢。 過去單純的瘋搶獨家版權，雖然能對競爭對手造成一時的打擊，但依然是“傷敵一千，自損八百”的局面，最后大家都在為版權方打工。 在這種情況下，產品之間如何良性競爭，音樂版權市場如何公平開放，最終形成共贏發展的態勢，依然任重道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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